从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到电影《跨过鸭绿江》，在同题不同媒介的转换中，分别有强调的意义所在。
电影《跨过鸭绿江》所强调的是从国家战略的视角，来观照抗美援朝战争的总体格局和战争意义；并以此激励我们“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
电影《跨过鸭绿江》连同此前上映的《长津湖》《金刚川》，使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主题电影创作，形成了一个各有侧重、相得益彰的完整体系，从不同层面为多层次的电影观众，提供了进入、体会和把握抗美援朝战争所蕴含的重大历史、重大决策、巨大牺牲、伟大胜利的多样信道。
从电视剧到电影同题转换中，因为电视剧和电影受众群体和层面是不重合的，因而这种转换的创作目的就不是重复，而是力求延伸。更重要的是，从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到电影《跨过鸭绿江》，在同题不同媒介的转换中，分别有强调的意义所在。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早在孙武子那时那里，对战争的认识和分析，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战争是复杂的，讲述战争故事的文艺创作也各有切入方式。
如果说，《金刚川》是从战斗规模来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中金城反击战一隅的故事，《长津湖》是从战役规模来切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的故事。那么，电影《跨过鸭绿江》就是从战略视角来统摄抗美援朝整个战争进程的作品。
从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到电影《跨过鸭绿江》，假如说是一种“语义复述”的话；那么，本片所强调的就是从国家战略的视角，来观照抗美援朝战争的总体格局和战争意义。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当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电影《跨过鸭绿江》的立意，较好地体现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这一战略判断，并以战略观为主要视角，由此将战备、战役、战术、战斗、战将、战士、战壕、战旗凝聚在一起。
因为本片选取了战略观的叙事视角，所以选择以彭德怀司令员为视角人物是最合适的。彭德怀形象可以贯穿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的漫长历程，可以贯通从鸭绿江到三八线的战场纵深与战役纵横，可以关联起从中南海到入朝各兵团、各军师，并由此延伸至各阵地的建制系统。
因而，观众在本片中看到的角色体系是非常宏大的，这个角色体系从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梁兴初、曾泽生、傅崇碧军长，到邓岳、蔡长元等师长，范天恩、郑瑞等团长，杨根思等连长，孙占元等排长，胡修道、黄继光等战士。
同时，尽管影片体量有限，还是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诸次战役、诸多重大战事、诸多感人的场面和顷刻，纳于片中，言简意赅地予以精炼呈现。
电影《跨过鸭绿江》的叙事，可谓篇简而体大，笔略而虑周。同时，这部作品的实录笔法尤为值得肯定。
自1956年《上甘岭》出品以来，在抗美援朝专题影片创作中，以“实名制”来塑造角色，《跨过鸭绿江》是笔者所见的唯一一部。
《上甘岭》中的张忠发，《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王芳，《打击侵略者》中的丁大勇，乃至《金刚川》里的张飞，《长津湖》中的伍千里、伍万里等角色，在人物塑造上，都是由原型人物加以改编以虚构姓名入戏的。同时，敌方角色姓名、性格也尽多虚构。在《跨过鸭绿江》里，虽我方详而敌方略，但双方出场角色的身份字幕条不绝如缕，历历在目。
另一方面，在战争场面的营造上，《跨过鸭绿江》在战事场景的营造上，遵从纪实风格的呈现，而不追求戏剧效果最大化的渲染。而在对敌方的战争意志、战略、战术和战果的描写上，《跨过鸭绿江》没有加以“矮化”处理。如，砥平里一战，志愿军受挫，非惟情报不准，而在敌军火力强大，且战斗意志未衰。尤其是本片对李奇微形象的塑造，把他久经战阵、知兵入微、扬长避短的军事才能写得很厚实。
塑造强敌劲敌，既是《跨过鸭绿江》叙事的实笔所在，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克强敌而制胜的史笔所在。由此，透过《跨过鸭绿江》的实笔和史笔，我们更能深切地感受到，在这场“钢”与“气”的对阵中，装备是战斗力、后勤是战斗力、意志是战斗力、信念也是战斗力。
孟子说“我养吾浩然之气”，《跨过鸭绿江》《长津湖》《金刚川》乃至《上甘岭》《英雄儿女》写出的都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用我浩然之气战胜强敌的伟力。
浩然之气，亦有用进废退。处身立国创业发展，无论在哪个层面上，你敢于直面什么量级的对手和问题，决定了你是什么量级的选手和能力。
1956年电影《上甘岭》问世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尚未全部撤回国内。那时摄制的抗美援朝电影，是当代题材作品。2021年，当《长津湖》《跨过鸭绿江》上映时，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已经属于历史题材作品了。但，无论是1956年，还是2021年，都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程中，还在接力之中。在迈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这部以战略格局、信史笔法、英雄主义情怀创作的《跨过鸭绿江》，激励着我们“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
作者：赵彤（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