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仲呈祥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首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林玉箫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讲师

作为一部融入生活的当代谍战剧，《对手》以琐碎日常中的一件件小事来推进剧情，由细处彰显人物的人性深处、复杂情感和戏剧张力。

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台海局势进一步复杂严峻，国家安全机关相继实施“2018-雷霆”“迅雷-2020”专项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台湾间谍情报机关派员潜入大陆从事间谍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的落地实施为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树立国家安全意识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从侧面说明：在新形势下，以往看似离人民生活较为遥远的“境外间谍”很可能就潜伏在我们身边。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而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正是当代电视剧的创作使命和创新动力。

近期，由爱奇艺、海东明日影视出品，张海东担任总制片人，卢伦常执导，王小枪编剧，郭京飞、谭卓、颜丙燕、宁理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对手》，就是聚焦当代的都市谍战，以新颖的视角、生活化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一对台湾间谍夫妇与国安人员斗争直至被抓获的故事。

与此前按类型片模式创作的谍战剧往往局限于表现与间谍活动相关的活动迥异，该剧把镜头扩伸开来，把整个社会生活当成整体把握，从而在谍战题材的创作上实现了突破和新发展，并提供了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新经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突破了类型片的制作模式，将生活当作整体来进行审美把握，从而令“反间谍”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更強烈的感染力警示观众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自20世纪80年代的《敌营十八年》开始，我国谍战题材电视剧稳步发展，至新世纪的《潜伏》《暗算》掀起创作热潮，类型化制作、模式化生产的结果势必造成同质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谍战剧的发展进入了瓶颈期。

事实上，我国电视剧以高扬地方文化优势、配置地方题材资源为特色，讲究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倡导把生活当成整体来全面、辩证地把握。

借鉴西方谍战剧类型片模式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经验是可以的，但简单地套用西方类型片理论来裁剪中国特色的复杂间谍与反间谍生活显然是有局限的。

近几年来，谍战剧创作逐渐回归现实生活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尽可能地融入家庭、情感、职场、青春等元素，致力于实现谍战题材超越类型化发展的拓维破局。

《对手》积极探索谍战题材的生活化表达，颇见功夫。例如，在人物塑造上尽可能淡化传奇性和神秘性，无论是境外间谍还是国安人员都在社会生活、家庭伦理与情报任务中承载着多重身份——李唐和丁美兮这对间谍夫妇人到中年，面临着生活负担、健康危机、亲子关系、隐藏身份等多重压力，在夹缝中挣扎求存，并逐渐明白“荣退”不过是黄粱一梦；以段迎九为代表的国安干警一方面在反谍工作中心思缜密、雷厉风行，另一方面又在“小家”与“大家”的平衡过程中体会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人物在你来我往的较量中逐步展现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既有温情，又有力量。

在剧情的铺陈上，《对手》将惊险曲折的情节放置于市井空间，融汇于日常生活之中，让敌我双方的激烈冲突与家庭伦理的情感矛盾相互助推、交织纠结，使其既具备谍战剧的悬疑反转、剑拔弩张的美学特征，又弥漫着柴米油盐的烟火气和亲人间的温润真情的浓郁生活气息。

二是普及了人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反间谍意识，真实地再现了寻常生活中的“渗透”与“反间”之战。

首先，该剧通过新颖的视角从反派接到的各类任务出发，细致入微地展现了隐蔽在人群之中的出租车司机、人民教师、棋牌馆老板、民营企业家等是如何在境外势力的操控下形成谍报网络，进而进行情报的刺探和传递。

《对手》有意打破西方类型片中优雅出挑的间谍形象，转而提醒观众当代间谍更可能是生活在你我身边的貌似平凡的小人物。

其次，该剧有意体现境外情报机关不只盯着传统意义上的“关键人士”，而往往从警惕性较低的侧面人物入手，有接触客户信息的银行职员，有海军女友的牙科医生，有在重要单位工作的学生家长……都可能成为境外间谍拉拢、策反、威胁的对象，缺乏反谍意识的后果极有可能是变成帮凶、触犯法律甚至家破人亡——这也为我国公民树立国家安全意识敲响了警钟。

再者，该剧将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宣传标语等信息融入剧情之中，并与境外间谍被捕、自首等情节相呼应，既提示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又形象化地普及了反间谍知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以李唐为代表的境外间谍在最后一刻认清形势、回头是岸，其与段迎九的最后一场对谈也传达出该剧对海峡两岸同胞“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美好期许和祖国统一的大势所趋。

三是以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靠细节的艺术魅力激起观众的审美共鸣。

谍战题材通常包含历史叙事与事件叙事两种成分，前者指向对宏观历史的规律性和时代精神的揭示，后者指向对微观事件的细节化展现。

作为一部融入生活的当代谍战剧，《对手》以琐碎日常中的一件件小事来推进剧情，由细处彰显人物的人性深处、复杂情感和戏剧张力。

如一张外卖单透露出线人的生活习惯和大致位置，一本诗集体现了李唐梦想与现实的落差，一把牙刷暗示了丁美兮出卖肉体的悲剧，一颗打落的牙齿反映出间谍生活的窘迫和心酸，一组莫斯密码折射出亲情与潜伏的两面……这些细节都充分体现了事件叙事的艺术魅力，也与该剧的生活化表达相映成趣。

当然，对当下日常生活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历史逻辑的认识和对时代精神的展现，《对手》中的间谍夫妇在祖国大陆生活了18年，见证了中国日新月异发展变化，李唐的女儿小婷来到内地学习工作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历史发展的大势。

倘若该剧在描绘当下反谍新征程的同时更注重对历史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将历史与现在、局部与整体、现象与本质联结得更加紧密，让副线人物的动机揭示得更加充分，知、情、意、行更加统一，则全剧的历史品位、美学意蕴将会更上一层楼。

承百代之流而会当今之变。《对手》为谍战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新发展，值得称道。该剧提供的有益启示值得推广。

期待谍战剧在表现方式和艺术追求上持续探索创新，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彰显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